僵尸世界：绝世武神
关于茅山的介绍（旧版）

茅山派，上清派的别称，因为坐落在茅山，故被人称为茅山派。也分南北茅山道教，北茅山为创始地，南派茅山为今天广东罗浮山创始人为葛洪。

上清派实际为南梁陶弘景茅山所创，故名。

该派除代表人物大宗师陶弘景外，先秦时有仙人展上公、郭四朝等，秦汉时有高道李明、左慈等，两晋时有祖师魏华存、杨羲、许谧、许翙与著名的南派道教大师葛洪等，南北朝时有科仪大师陆修静、孙游岳等，隋唐时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以及著名诗人李白等，高道辈出，为道教正宗与道门主流。

北宋时与龙虎山、閤皂山同为道教三大符箓派，号称三山符箓。

过去的学者大多将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误解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将唐代的李渤“真系”(《云笈七笺》卷5)所记上清经篆的传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刘大彬《茅山志》(中记载的茅山宗师脉谱，误解为是讲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

由于将从东晋的杨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这些人物的脉谱，误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因而陆修静、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

其结果，导致了东晋末以后，江南一带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还是主流这一误解的产生和流行。

将“真系”、《茅山志》的上清经篆的传授谱系误解为讲述上清派谱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对道教的三洞学说没有充分理解。许多道教学者片面地相信上清经篆的传授只在上清派(茅山宗)中进行，实际上，上清经篆的传授也在提倡三洞学说的天师道中进行。

刘宋的天师道依据三洞学说，把过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传授的灵宝经、《三皇经》、上清经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之内，将三洞部的所有道书尊奉为天师道的道书，此事可以由刘宋天师道里存有“三归依戒”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

天师道的三归依戒要求信徒归依三宝即道宝、经宝和师宝，三宝是指道宝的太上无极大道，经宝的三十六部尊经，师宝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经宝三十六部尊经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书，所以归依三宝即是归依道宝的无极大道，经宝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书，以及师宝的太上老君。

因此，刘宋天师道当然也崇尚上清经、灵宝经以及《三皇经》。而且天师道的法位制度一旦完备，便出现了于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经的道士洞真法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师(参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5·法次仪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经策在这些法师那儿也得到了传授和掌握。

如果天师道也实行上清经之传授，那么“真系”、《茅山志》所记载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师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对各个道士的思想和事迹进行调查确认，其多数则是天师道的道士。例如，刘宋的陆修静，查阅《陆先生道门科略》，显然是将东汉的张陵(张道陵)仰奉为祖师的天师道道士。

而且陆修静倡导三洞学说一事可以明确地从“灵宝经目序”(《云笈七笺》卷4)、《洞玄灵宝五感文》中获知。就是说，陆修静是天师道的道士，同时也是三洞学说的信徒。其他如“真系”记载的唐代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还有《茅山志》所记载的在此之后的黄宗元、孙知清等茅山宗师也都是天师道的道士。[1]

刘宋天师道提倡三洞学说，意义极大。若天师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书，那么，不论是《上清经》、《灵宝经》、还是《三皇经》，其所述教义，都将包摄于天师道之中。陆修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基于三洞学说，对三洞部道书所说斋戒进行分类解说，其中包括《上清经》的上清斋、《灵宝经》的灵宝斋、《三皇经》的三皇斋以及天师道独有的三元涂炭斋和指教斋，陆修静将所有这些斋都看成是当时天师道所实践的斋。

这样，刘宋天师道通过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范围，使得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师道将自己的教义称作“道教”，来对抗佛教。于是，“道教”这一宗教才在天朝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来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教义。

从上述可知，对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这一误解，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创立提倡的宗教，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后，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

唐茅山宗

公元711年，亲眼目睹两公主入道的张万福，似乎还是当时的太清观主史崇玄的属下，不过才过了两三年，大概是随着太平公主的倒台，史崇玄的败亡罢，他渐渐开始崭露头角，终于作到太清观新的主人，成了开元时期的道教重要人物。据都筑晶子《唐代中期④道观》的说法，在盛唐时代，张万福和朱法满(名君绪，?_720)在长安的太清观和玉清观，分别占据了重要的舞台，

他们编纂的《三洞众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篆择日历》和《要修科仪戒律钞》等等，在规范道士行为和整理道教仪式上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特别是张万福，在后来很多道教文献中都可以看到，他是道教史上清理道教仪范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一方面批判各地的道教仪式的失范，一方面动手将各种道教流派的斋醮仪式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清理[2]。

张万福的影响在道教中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当晚唐时代的杜光庭再次批判道教混乱状况的时候，他仍然要回忆到张万福，他说，“近有庸流，不达古贤之情，先于玄师前补署六职，宣科授简，然后升坛，仍云简寂先生(陆修静)斋法谬误，饰非谤说，词理纷然，寡识无知，一至于此，

尚有其党，相仿行之，不唯获乱法之愆，实亦受谤贤之罪，达教君子，宜共斥之”，他强调说，“金篆古仪及黄篆旧法，宿启之夜及言功之时，皆先作自然朝(即礼十方忏悔三礼是也)，然后行事……所以云：须明旦晨晓，依法行道”，他指出，这一整齐化神圣化的道教仪范，是——此法自张天师、陆简寂、寇天师、张清都(万福——引者注)相传至今，颇历年代，皆以斋法出于自然朝，示不忘本也[2]。

这里关于道教仪范的正统谱系，是从张陵、陆修静、寇谦之到张万福。而宋代编辑的《无上黄篆大斋立成仪》卷一《仪范门》之《序斋第一》在追溯过去斋法的渊源和历史时，也要说到张万福，它说“今世醮法遍区宇，而斋法几于影灭迹绝，问有举行之士，又复不师古始，信末师而哂前哲，是流俗而悖经教。坛仪乖竦，科式舛谬，甲造乙习，遂成旧章，切切用力于徼影响谲诡幻怪之间，

以为舍是无以起信末俗”[21，所以必须重新清理斋仪，而它在回忆正确的斋仪的来历时说，最早是正一真人，“自以斋法旨趣渊微，法禁森严，非愚浅始学所可明了，乃妙出五称文、撰立正一斋法，目为‘旨教’，以遗祭酒篆生，灵宝之教，秘而不传，仙人口口相授”，接下来到太极仙公，才将斋仪书写下来，而陆天师“复加撰次，立为成仪，祝香、启奏、出官、请事、礼谢、愿念，罔不一本经文”，最后就说到唐代的张万福[2]：

痛庸师之不学，悯流俗之无识，非非相承，其失不悟，以简便为适当，以古法为难行，则自张万福天师以来，尝病之矣。

这里的历史系谱仍然是从张陵、葛玄、陆修静到张万福。

不过，可以顺便提到的是，在后来的道教史册中，身为天师道徒的张万福，却被越来越凸显的上清系所遮蔽了。例如阳台道士刘若拙述、荆南葆光子孙夷中集，成书于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三洞修道仪》，在记载道教科仪的历史时就说，先是三天法师张君，受老君正一科法，整理二十四治，因为那里“为六天魔鬼占据，号日鬼营”，后来，经历寇天师、陆修静以及“若隐赵先生、潘天师、澄源李先生、司马天师、宗元先生吴天师、牛先生、叶孤云、叶广寒二天师、希和李先生，皆传教之光明者，具载道门七叶图”，并指出在唐代，“三洞科格，自正一至大洞，凡七等，篆有一百二十，阶科有二千四百，律有一千二百，戒有一千二百”，这里列出张陵、寇谦之、陆修静等等，而在盛唐时期，有了司马承祯、吴筠等等上清派的道士，却没有了张万福的位置，天师道的系谱下面却接了上清派的人物[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门七叶图》这个书名，从中可以看到，就像佛教禅门南北两宗在“七代”位置上互不相让，争夺正统一样，道教可能也同样有过这种后起新兴的强势门派改写历史的情况，而在改写中，在上层士大夫中很有势力的上清一系逐渐遮蔽了天师一系，而张万福也渐渐在道教史上被边缘化了[2]。

当然，那是后来的事。在当时即开元、天宝年间，张万福很显眼，道教也依然兴盛。不过，在现代的道教史研究著作中，往往把这种兴盛描述成上清一系的兴盛[2]。毫无疑问，现代的道教史研究常常受到古代道教文献的制约，古代文献提供了重新书写历史的中心和边界，毕竟没有文献依据，研究者无法随意编造道教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道教文献又常常是怀有某种偏向和爱好的著作者所撰写的，他们有意地凸显和隐没，对某些历史的浓墨书写和对某些历史的故意冷淡，常常使得后来的道教史著作也只好随着文献留存的多寡和比重，来组织道教史的主要线索，于是层层积累下来的偏向仿佛物理学上的磁偏一样，使道教史著作总是聚焦于一些历史而模糊另一些历史，不像没有焦点的鸟瞰那样能够得到全景图像[2]。

应当说，上清一系在当时确实成为引人瞩目的道教中心之一，唐代初期以来，以茅山上清一系为中心的道教徒，渐渐在上层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到8世纪中叶，尽管事实上也有各家道教人物活跃在长安和洛阳，但是，在上层士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还是从司马承祯到李含光的茅山上清派一系[1]。直到大历年间颜真卿为李含光撰碑铭、贞元年间李渤《真系》为这一派追溯历史时，也都是把这一系说成是道教的正脉，仿佛佛教的传灯一样，把道教的正宗上溯到陆修静、陶弘景，而列数到隋唐的王远知(580—667)[2]、潘师正(?一682)[3]、司马承祯(647-735)[41、李含光(683—769)的[5]，尽管这种光荣的系谱，从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事后的构拟和想像[6][2]。

而《真系》又被阅读道教文献的人通常入手阅读的《云笈七签》收录，而号称“小道藏”的《云笈七签》在关于道教历史方面的那一部分中又仅以《真系》为主，所以，后世关于开元、天宝年问的道教史的回忆，就常常是以上清派的历史为聚焦点的，似乎其他道教流派和人物的活动可以模糊成为背景[1]。不过，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去看道教，可以发现，盛唐时代的道教并不只是上清一系的天下，上清一系远远没有到笼罩一切道门的地步[2]。毕竟历史文献没有全部湮灭，不同内容的历史文献、不同视角的历史纪录、不同层次的历史书写，多多少少可以给我们重新建构那个时代的道教面貌提供一些机会，像并非有意识的历史记载的小说，和未经改写的碑刻资料，就在不经意中留下了开元时代的道教风景[3]，其中在开元、天宝年间最引人瞩目，而且不属于上清系的道士相当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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