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三千年
二十二、周召共执政（旧版）

姬胡用铁血手腕，大刀阔斧，对国政进行改革，严重触动了权贵和平民的利益。可是对于反对声音，姬胡没有疏导，反而用更严厉的手段，强势打压。他派人监视国民，只要有人敢诽谤他，就抓来杀了。如此血腥统治，虽然一时平息了反对声音，却在国民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仇恨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要爆发的。

当时，宗室权贵重要代表召穆公站出来，提出反对：“堵住人民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处更严重。水蓄积太多，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让人民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畅通；治理人民的人要开放言论，使人民敢说话。”

“因此，天子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天子，左右近臣要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天子。老臣汇集、整理各方面意见，然后君王斟酌考虑衡量取舍。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很顺当，不会违背常理。”

“人民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类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人民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饶田沃野，人民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人民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这是能够产生财用衣食。人民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赞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几个呢？”

用左丘明《国语》中的一个成语来讲，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言论自由很重要，可以疏导负面情绪。情绪就像水一样，一时堵住了，只会越堵越多，总有奔溃的时候。

姬胡却不以为然，只要自己听不到，就没有烦恼。

最终，在公元前841年，国民的负面情绪爆发了。他们拿起棍棒、铜器、铁器，集结起来，攻打王宫，要杀死周天子姬胡。

姬胡在军队的护卫下，逃到了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

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天子姬胡，转而寻找太子姬静。

还好，召穆公召虎将太子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虎家，要求召虎交出太子。

召虎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如果现在太子被人杀了，君王会认为我是因为愤怒而杀死太子吧？身为人臣，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待奉天子呢？”

见无法说服愤怒的国人，召虎只好交出亲子，冒充太子姬静，任由国人处置。并且，召虎主动站出来，安抚国人，约谈各方势力，才将暴乱平息下来。

经过权贵和平民的谈判，达成一致意见：废除专利税；废除天子姬胡的权力，由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执政。

其实，这次暴乱的最大获利方，是宗室权贵集团。平民们只是得到了不交专利税的权益，便知足了。所以，平民是最容易满足的阶层。

可惜，姬胡不知道这个道理，没有获取平民的支持，导致他执政的失败，被国人抛弃。

当然，这中间，估计少不了权贵们的谋划和操作。平民是一团散沙，没有外力的作用，根本无法聚沙成塔。也只有在权贵们的推动下，他们才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暴动，赶跑周天子。而且，周天子跑了之后，就回不来了。

周天子姬胡，就这样被他的国民抛弃了。他一直躲在彘地，直到去世，都没有回到国都镐京。

这一年，周朝开启了一段奇特的历史，一段废弃了周天子执政，而由两位公爵共同执政的历史，史称共和行政。

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不是政治制度上的意义，而是历史考证上的意义。因为，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开创了中国历史准确纪年，此后中国的历史脉络清晰，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记载。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只能是传说和半信史，时间脉络十分模糊，只能够通过文物考古追溯，准确性是不够的。所以说，共和行政是对中国的历史起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共和行政，一共十四年。

翻看史书记载，寥寥数笔，不是哪个诸侯国国君死了，就是哪个诸侯国国君继位，平平无奇。似乎，这十四年里，从上到下，无为而治，一派祥和。

真是情况如何呢？

我们可以从一场伐楚之战，可以窥探一二。

共和十年，也就是公元前832年，周定公、召穆公以太子姬静的名义，下诏讨伐楚国。他们命令方叔率领豫南诸侯伐楚。结果，方叔大败。

楚军乘胜追击，周朝危急。

西申国国君申伯主动带兵驰援，击退楚军，维护了周朝的统治。

豫南诸侯，几乎全是姬姓诸侯。

楚国，申国都是异姓诸侯。

两者一对比，可以看出，王室诸侯的实力，已经被异姓诸侯的实力超越，权力天平发生了变化。

而从周、召急于发动伐楚之战来看，楚国的扩张，应该损害了姬姓诸侯的利益。特别是豫南诸侯们的利益。

虽然，周国及姬姓诸侯国联军，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失败了。但并不代表，周朝就此彻底衰败了。

相反，共和行政十四年，为周王朝的再次中兴，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涌现了一批治政人才，有召穆公、尹吉甫、仲山甫、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仍叔、张仲等人。没有天子的干预，他们的才能得到了体现。

对这些人的身份，我简单做一个概括。

召穆公是召公奭后代，是宗室重要权贵。虢文公、韩侯是姬姓诸侯。尹吉甫、程伯休父、申伯是异姓诸侯。显父、仍叔、张仲是官宦世家，卿士权贵。仲山甫是平民。

其中，有两个人最为重要，一个是尹吉甫，一个是仲山甫。

尹吉甫最为全才，是姜子牙似的人物，不仅在治政、军事上有杰出的功绩，还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十分了不起。在周宣王一朝，位列三公之一的太师，被称颂为“文武吉甫，天下为宪”。

仲山甫则是改革家、经济家，在职期间，主导废除“公田制”和“力役地租”，极力并全面推行“私田制”和“什一而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周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周宣王时期，被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太宰，可见其功勋卓著。

这些人囊括了周朝的各个阶层。体现了，周、召执政时期的政治理念，就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这种制度，无疑是进步的。既照顾到了各个阶层的利益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阶层的交流和流动，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特别是以仲山甫为代表的平民阶层，得到了权贵阶层的重视，打开了一条向上流通的缝隙。这才是这场国人暴乱，最大的意义所在吧。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诸侯国国君入朝担任卿大夫，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这就意味着，诸侯们开始逐渐进入中央，打破了原先中央权贵与地方权贵的平衡，开始互相流动，最终走向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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