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三千年
十一、一战定鬼方（旧版）

大约公元前1016年，姬钊继位周王，史称周康王。康王在位二十年，有召公姬奭、毕公姬高辅佐，继续推行周成王姬诵时期的政策，天下安定，人民安居，日渐繁荣。

可以说，周成王至周康王四十多年的时期，既是奠定周朝安定繁荣的基础，更是周朝能存在近八百年的关键。如同所有王朝的太平盛世一般，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为“成康之治”。

当然，姬钊毕竟少年心性，贪玩享乐的心思，肯定是有的。偶尔会犯错，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周成王去世，召公奭和毕公高率领诸侯，引导太子姬钊拜见先王庙，反复告诫他周文王、周武王能够成就王业，来之不易，重要的是在于节俭，没有贪欲，以专志诚信来统治天下，并写作《顾命》。

从中可以看出，姬钊应该是想要贪玩享乐，并使了性子，一度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召公奭和毕公高两人屡次劝谏，都没有效果，才使出了辅政大权，用姬诵之命，将姬钊带去先王庙，告诫规劝姬钊要节俭节欲。

这招如果对叛逆心重且自私无责任心的天子是没有用的。但好在，姬钊是个有责任心、羞耻心、有志向的少年天子。他最后改正了，成为了一位克勤克俭的明主。

治政之事，不必细讲，无非是重用宗亲，以礼乐治国，治民则明德慎罚，轻赋税，轻徭役，与民休息。这些都是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一直延续下来的治国理念，也是周国能替代商朝，成为天下共主的国策。

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历代王朝的治国理念，都是从开国皇帝一直延续到亡国皇帝，从没有改变过。这或许就是文人常说的正统论。其实，往深层次来讲，就是维护开国皇帝、功臣权贵等一派所有人的利益，利益一旦形成，就有了生命。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延续。

周康王时期，还有一场大战，与鬼方的战争。说起鬼方，那可就历史悠久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前。

鬼方（活跃于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是古代西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经常侵扰中原地区，商高宗武丁曾用三年的时间征伐鬼方，虽给予其沉重地打击，但始终无法彻底将其击败或消灭。商朝末期，鬼方东山再起，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一起不断寇边侵逼，周人的先祖们不堪其扰，只得跋山涉水，迁移到渭河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定居。

在商朝的保护和影响之下，周国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政权组织日趋完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成为商朝西方大国。周文王父亲季历欲解除鬼方对商周北境的威胁，于商王武乙三十四年前往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朝见，并娶商朝境内挚国（今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任姓女为妻，武乙非常高兴，赐给他土地三十里，玉十对，马八匹，以示支持。武乙三十五年，季历率领周军全力征伐鬼方，一举俘获其二十个部落首领，保卫了周国的安全，确保了商朝西北部的安宁。但商周视鬼方为异族，将战胜后掳掠的大批鬼方族人当作奴隶或人祭的牺牲。

鬼方被季历击败后，再次远遁他方，腾出空间让商朝属国犬戎（活跃于今陕、甘一带）与周国毗邻。周文王雄图大略，为了解除东进灭商的后顾之忧，果断出兵翦除了商朝的这个羽翼。此后，周国又一次出现在了鬼方的面前。

周武王灭商之后，不允许镐京（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周边有任何强敌存在，于是将鬼方放逐到泾、洛(今陕西泾河、洛河)以北的地区，令其按时入贡。但武王英年早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导致了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乱。周公大举东征，放松了对西北方的控制，鬼方终于获得喘息之机，开始尝试着从岐周(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以西和陇(今陕西省千阳县、陇县)之间对西周西北边境进行侵扰。

周成王执政期间，对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以防御为主，开拓经营的重点仍是东方，其次是东南，毕竟商朝残余势力才是心腹之患。成王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命令周公制礼作乐，规划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宗法统治权力，对内施行周公“以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不断攻伐淮夷，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用武力征服了东方少数民族地区。成王时期，社会安定，人民和睦，国势蒸蒸日上，为太子姬钊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020年，姬钊在召公奭、毕公高的辅佐下登基，是为周康王。康王继续推行成王制定的国策，再接再厉，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库丰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到处呈现一派升平盛世的景象。

与此同时，鬼方也逐渐恢复了元气，不时地侵入周朝领土骚扰掳掠，严重威胁到了宗周镐京的安全。

公元前998年，为了消除边患，康王与召公、毕公商定，令能征善战的盂侯为帅，统领周朝大军，进攻鬼方。同时，命各诸侯国派兵来共同参战。其中，卫、鲁、齐、晋、楚等国最为忠心，出兵最多。

此战，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决战，周军最终取得大胜：斩杀鬼方军4800多人，俘获其4名首领及以下1.3万多人，还缴获了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

而鬼方则一蹶不振，被驱逐到远离镐京的汫陇和岐周以西。

从此，周朝西北边境和平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此战最大功臣盂侯的记载，只有率兵攻打鬼方一事，事后的封赏以及封国、后代等情况就没了，不从考证。

不过，对于鲁国国君伯禽、卫国国君卫康伯、晋国国君晋侯燮、齐国国君齐丁公的封赏却是有记载的。他们等人辅佐周康王有功，被周康王赐予宝器。

而作为同样有功的楚国国君熊绎，周康王及召公、毕公等人却视而不见，不予赏赐。

熊绎为什么会被区分对待呢？是不是熊绎此人品德不端，被周朝王室鄙夷呢？

当然不是，《左转》说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从中可以看出，熊绎是一个忠心事君、勤奋有为的人。

既然不是人品，那就是家族出身问题了。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熊绎的家族历史。其家族是祝融后裔，祝融因善于火耕而被尊奉为“火正”。所以，祝融后裔一直专司“火正”之职，也就是看火、防火的职责。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多少权力的技术工种的官职。

到了鬻熊这一代，他很有眼光，投奔周文王姬昌，成了周文王的火师（祭祀时持火之人）。鬻熊很快展露了他的才学，得到姬昌的信任和重用。他主张“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把奴隶不当人的年代，无疑是最进步的。

鬻熊是周文王、周武王两朝火师，更是重要谋士，功劳不小。但他不是王室宗亲，又不是姜子牙这般的开国功臣，也不是微子启这般有功的古帝王后裔，只是一个投靠过来的小贵族，注定无法封国。

不过，鬻熊活得长，一直活到周成王姬诵后期才去世，这是他的优势。对于这么一个死了儿子、孙子且只留下一个曾孙的老功臣，周成王姬诵为了彰显仁德，肯定是要封赏的。因此，姬诵才封赏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封国为“楚”。

当时的楚国是很穷的，穷到连祭祀的牛都找不到一头。话说熊绎从镐京迁徙到丹阳（在湖北丹水与淅水交汇处，具体位置不可考）封地后，就建了一个占卜和祭祀的宗祠类的庙宇，庙堂的房子建好了，没有可以用来祭祀的贡品，没办法就到鄀国去盗了一头还没长角儿的小牛，又怕鄀国小牛的主人找来，连夜宰杀后祭祀。这就是鄀国盗牛的故事。

再说卫、鲁、晋、齐等国国君，他们的身份就比楚国国君熊绎高贵多了。卫康伯卫髦、晋侯燮两人是周康王姬钊的堂兄弟，从小关系就亲近；而鲁公伯禽那是周公嫡长子，是周康王姬钊的堂叔父，身份更尊贵。至于齐丁公吕伋（姜姓，吕氏，名伋），则是姜子牙嫡长子，是姬钊的舅祖父，身份也不得了。

这四人与周康王都是亲戚关系，被康王信重，赏赐宝器，也是理所当然。

但熊绎有功不赏，就有失公允了。熊绎的身份不够贵重，国力更是贫困，自然不敢对周康王有怨。但其后代却把这份耻辱记在了心里，世代相传，忍辱负重，发奋图强，却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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