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开局投资了秦始皇
黄巾之乱、董卓之乱（旧版）

黄巾起义又称黄巾之乱、黄巾民变，是发生于184年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中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黄巾起义由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汉末三国时期著名群雄几乎都有直接、间接参与讨伐黄巾军，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中文名

黄巾起义

别称

黄巾之乱、黄巾民变

时间

东汉末年

参战方

黄巾军，东汉政府军

结果

黄巾军败亡

主要指挥官

张角、张宝、张梁、皇甫嵩、朱儁、卢植

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开始时间

184年3月5日

结束时间

184年11月

地位

中原历史上第三次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

意义

沉重打击了东汉的统治，使其一蹶不振，后形成三国的局面

组织形式

宗教

收起

历史背景

太平道主要活动区域

东汉末年政局不稳，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对西羌战争持续数十年，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民不聊生。加之古代社会，人民皆有宗教信仰，张角趁此机会，以自身的医术结合奇书《太平要术》上的内容，救助人民，又大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得到了很多人民的拥护，而当下朝廷，人民则早已失去了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张角创立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笼络人心，在贫苦农民中树立了威望，信众多达数十万。张角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威望，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为大规模的起义做好了准备，意图推翻汉朝，并建立由黄巾军统治的的新天下。

起义经过

起义爆发

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据五德始终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腐败的东汉。张角一面派人在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为记认，另一方面派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准备，又数次到洛阳勾结宦官封胥、徐奉，想要里应外合。

可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告密，供出京师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车裂，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二月发难，史称黄巾起义，因为起义者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或“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他们烧毁官府、杀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官军镇压

黄巾起义前期形势图

汉灵帝见太平道如此厉害，慌忙于3月戊申日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整点武器，镇守京师；又自函谷关、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各京都关口，设置都尉驻防；下诏各地严防，命各州郡准备作战、训练士兵、整点武器、召集义军。

皇甫嵩上谏要求解除党禁，拿出皇宫钱财及西园良马赠给军士，提升士气，而吕彊又对灵帝上言：“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党锢之祸积怨日久，若果与黄巾合谋，恐怕已经无救了。）”汉灵帝接纳提案，在壬子日大赦党人，发还各徙徒，要求各公卿捐出马、弩，推举众将领的子孙及民间有深明战略的人到公车署接受面试。

而另一方面又发精兵镇压各地乱事：卢植领副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士负责北方战线，与张角主力周旋；皇甫嵩及朱儁各领一军，控制五校、三河骑士及刚募来的精兵勇士共四万多人，讨伐颍川一带的黄巾军，朱儁又上表招募下邳的孙坚为佐军司马，带同乡里少年及募得各商旅和淮水、泗水精兵，共千多人出发与朱儁军连军。庚子日，张曼成攻杀南阳郡守褚贡，响应张角。

汉军在首战并未得利，于4月，朱儁军就被黄巾波才所败而撤退，皇甫嵩唯有与他一起进驻长社防守，被波才率大军围城，汉军人少，士气低落。又汝南黄巾军在邵陵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黄巾军并未因汉室的动作而有败退的迹象。

义军反击

5月，京师见皇甫嵩被围，派曹操率军救援。不过援军未到时，皇甫嵩已心生一计，在傍晚时分吹起大风，皇甫嵩命士兵手持火把暗暗出城，利用黄巾军营寨周围的杂草，用火攻大破敌人，大呼进攻，城上亦举出火把响应，皇甫嵩以鼓助战，冲入敌阵，黄巾军大乱，四处奔走。又遇上曹操的援军，被皇甫嵩、朱儁和曹操三面夹击，斩杀数万人，汉军大胜。

6月，南阳太守秦颉与张曼成战斗，斩杀了张曼成。黄巾军便改以赵弘为帅，以十多万人占据宛城。而皇甫嵩与朱儁军继续进击汝南、陈国的黄巾，追击波才到阳翟，最后在西华大败彭脱，余军想逃到宛城，但孙坚登城先入，众人蚁附般推进，大破敌军，成功讨平豫州一带的黄巾军。另一方面，卢植数战间大破张角，斩杀万多人。

张角唯有撤到广宗，卢植建筑拦挡、挖掘壕沟，制造云梯，将可攻下城池。正值灵帝派左丰视察军情，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但卢植不肯，左丰便向灵帝诬告卢植作战不力。灵帝大怒，用囚车徵卢植回京。京师唯有下诏再重新调整：皇甫嵩北上东郡；朱隽则攻南阳的赵弘；而以董卓代替卢植。而同样宗教形式的五斗米道在巴郡叛变，领导人“五斗米师”张修攻打郡县，但未受到汉室重视。

败亡冀北

黄巾起义后期形势图

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共一万八千兵围攻赵弘，但6月至8月也不能攻克，京师有奏议徵朱隽回师，幸而张温上表说情，灵帝才不行。但朱儁仍急攻赵弘，赵弘被杀，由韩忠代替。朱儁又因兵少不敌，便扩大防围、建筑阵垒，堆砌土山观望城内。朱儁军鸣鼓攻打西南，黄巾军被引开，朱儁则亲率五千精兵掩杀东北，偷袭敌人后方，攻入城池，韩忠唯有退保内城。

黄巾军受挫，士气低迷，向汉军乞降。张超、徐璆和秦颉都认为可以接受，但朱儁认为如接受的话，会给百姓有利为贼，无利乞降的错误观念，便不接受并急攻敌军，可是数战也不能攻克，朱儁登上土山观望黄巾军，明白黄巾军没有退路，而尽力一战，所以未能攻克。朱儁便解开围军，韩忠果然出战，被朱儁大破，朱儁向北追击韩忠数十里，斩杀万多人，韩忠投降，秦颉一向与韩忠不和，便将他杀死。这举动反令黄巾军不安，又推孙夏为帅屯兵宛中城。朱隽再次急攻，于11月癸巳日，孙夏败走，汉军追至西鄂精山，又被大破，斩杀孙夏及万多人，黄巾军解散，平定宛城一带。公元185年春天，班师回京。

另一方面，皇甫嵩于8月到达东郡仓亭，大破、生擒卜己，斩杀七千多人。而董卓进攻张角不成功，无功而还，便在乙巳日要求皇甫嵩继续北上。不过，张角已经病死，在10月于广宗便和张梁战斗，张梁军犟，于首战不能攻克。在明日，皇甫嵩闭营与士兵休息，另一方面派人观察敌军举动，黄巾军战意稍为松懈，皇甫嵩便乘夜率兵，在黎明时份突袭敌阵，战至下午，成功大破敌军，斩杀张梁及三万多人，于逃走到河堤时溺死的也有五万多人，焚烧车辎三万多辆，虏获人数甚多。而张角则被破棺戮尸，运首级回京师。11月，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阳，成功斩杀张宝，俘虏十多万人。黄巾之乱平息。

起义结果

起义虽被

黄巾起义

东汉朝廷镇压，但汉室威信自此遭遇严重打击，然而汉灵帝并未改观，反而继续享乐。于各地还不断发生小型叛乱，产生许多分散的势力，包括黑山、白波、黄龙、左校、青牛角、五鹿、羝根、李大目、左髭丈八、苦蝤、刘石、平汉、大洪、白绕、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势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而由张燕率领的黑山贼，甚至号称从者百万。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巾余部再度发动起义。

黄巾起义插图

二月，郭泰等于西河白波谷起事，攻略太原郡、河东郡等地。四月，汝南郡葛陂黄巾军再起，攻没郡县。十月，青州、徐州黄巾贼又起，攻略郡县。十一月，汉廷派遣鲍鸿进讨声势最大的葛陂黄巾，双方大战于葛陂，鲍鸿军败。黄巾各部此伏彼起，声势虽然没有第一次黄巾起义般盛，但却令汉室十分头痛。

为了有效镇压起义，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有效进剿黄巾残部。而正因汉灵帝下放权力，助长地方军拥兵自重，各群雄互相攻击，逐鹿中原，甚至东汉皇帝在军阀手中如同无物，所以黄巾起义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虽然如此，乱事仍造就了大赦党人，令许多文人、官吏得以重新受任。

战争评价

失败原因

东汉末期黄巾大起义，经过了十几年的秘密准备，但起义后仅历经9个月的时间，主力就遭到彻底失败，究其原因：

其一

黄巾起义故事插画

，黄巾军面对的敌人强大。起义爆发后，镇压黄巾军不仅有庞大的东汉官军，而且还有各地豪强的大小武装，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疯狂镇压，最终寡不敌众，终于失败。

其二，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使起义不得不仓促发动，各地起义军之间的相互配合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洛阳起义流产，使东汉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镇压外围起义军。

其三，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巾军缺乏有战略头脑的军事领袖人物，其起义计划的制定极不完备，起义后各地起义军没有迅速地集结起来，而是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甚至不进行相互支援配合，终于被官军各个击破。同时起义军首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张角、张梁、张宝、波才、张曼成、赵弘、韩忠等，个个都是只知固守一城一池，或久围坚城，与东汉军拼消耗，不懂得运用灵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主动，始终被动挨打，直至失败。

其四，东汉派来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如皇甫嵩、朱儁、曹操等都是一些能征善战的悍将，他们的统兵作战的能力，军事指挥的才

《三国演义》中的黄巾起义

能、战术计谋的运用，都高于黄巾军首领，因而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击败黄巾军。

历史影响

黄巾起义对于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战事，中央下放军权至地方，使得黄巾起义的浪潮无法快速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覆亡的危机。但是却造成了地方轻视中央，使得具有野心的将领或官员借着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拥有兵力割据地方，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更为三国分立种下远因。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比起秦末、西汉末两次起义，这是一次有周密计划、有长期准备、有明确目标的农民起义。同时，这次起义不再利用某些统治者的旗号，而是公开提出“黄天当立”的口号，表明了农民起义有了新的发展。这表明，起义更缜密，因为领导人大部分为农民，极大的动摇了顽固派的利益，以杨维旭为代表的富人便支持政府，抗压黄巾军

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即消灭东汉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对号召和团结人民参加起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利用宗教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麻痹了官府，积蓄了力量，为举行起义作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第三、起义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具体。所谓“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尽管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使这一起义计划的实施遇到很大的困难，但经张角果断处置，它基

黄巾起义

本上还是得到了落实，从而给东汉王朝予沉重的打击。第四、斗志坚决，宁死不屈，敢于攻坚，勇于牺牲，以此向天下昭示了起义将士的斗争精神和高尚气节。

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一、它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因此提不出更具体的策略方针；二、它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因此部队保障受到限制，战斗行动受到掣肘；三、它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因此造成战区上的孤立、分割态势，以致为敌占优势的主力军所各个击破；四、它不懂得在敌强我弱形势下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等机动作战形式的重要性，因此热衷于城池的攻守，将起义军主力胶着于一地，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直至耗尽自己战斗力而被击败。所有这些，都是起义军在战略上和作战指导方面的严重失策，也是直接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不幸失败的主要原因。

黄巾起义和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持续了二十多年。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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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之乱

董卓之乱，指东汉中平六年（189年）至初平三年（192年）董卓入朝后实行的专权暴政。中平六年，董卓奉诏率兵进入洛阳，废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自为相国，独揽朝政。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卓败，挟持汉献帝刘协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人口西迁长安。行前，董卓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历时三年的董卓之乱，时间虽短，却使东汉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董卓专权暴政引起的诸侯讨伐，为群雄割据局势打下了基础。东汉政权日趋衰败，三国群雄在此期间先后登场，军阀混战的三国乱世由此开启。

中文名称

董卓之乱

别名

董卓乱政、董贼之乱

时间

公元189年至192年

地点

洛阳、长安

人物

董卓、王允、吕布、袁绍、刘协等

影响

开启了三国乱世

背景

董卓之乱发生在东汉末期。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架空君主。一般早年的是外戚依靠太后趁君主年幼把持朝政；等到君主逐渐年长，不愿意被操控，就依靠宦官等回击外戚，从而形成外戚和宦官两大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

董卓本是陇西豪强，他同羌中豪帅有很多联系，曾镇压羌人和黄巾的起义斗争。在镇压起义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成员多是籍隶关西的汉族和羌胡人。关西各族人民屡遭战乱，习性尚武，妇女亦多能挟弓而斗，因此关西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经历黄巾之乱后，东汉皇室威信受挫。董卓看到东汉政府腐朽无能，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上级指挥。东汉朝廷也发觉董卓跋扈难制，曾试图解除他的兵权。汉灵帝曾征他回朝任少府，少府位列九卿，但只管理皇家的琐碎事物，没有兵权。董卓不愿放弃兵权，以所部羌胡不让自己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朝廷对他也没有办法。汉灵帝病重时，诏命董卓为并州牧，这是一个实权很大的官职，但要将他的兵权交给皇甫嵩。董卓再次找借口拒绝，并驻兵河东（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关于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朝廷为了把董卓调离其根据地凉州，任命他为并州牧。董卓认识到朝廷用心，遂要求带上亲兵。国家疲弱之际，东汉朝廷无力和强臣讨价还价，只好答应董卓的要求。于是董卓带上三千亲兵，前往并州赴任。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刘宏死，汉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辅政。何进与贵族官僚袁绍合谋诛杀宦官，不顾朝臣反对，私召凉州军阀董卓率凉州军入京，以帮助他们诛杀宦官张让和段珪。后因谋泄，何进被张让等所杀。袁绍带兵入宫，杀尽宦官，控制朝廷。随后董卓引军进入洛阳，乱由此始。[1][2]

过程

废帝虐民

董卓率军进入洛阳时，洛阳正经历过十常侍之乱，乱作一团。董卓趁虚而入，控制了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并领何进所属部曲，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吞其众，自己还诛杀大臣。由此势力大盛，得以据兵擅政。

董卓到京后，曾同汉少帝刘辩谈话，那时刘辩已十四岁，对朝中事说不清楚，陈留王刘协虽只九岁，讲话却有条理，董卓认为刘协比少帝刘辩聪明；董卓又说抚养刘协的董太后与他同族。于是有废立之意。实际上，董太后是冀州河间人，董卓是凉州临洮人，彼此相距太远，无缘同族。董卓骨子里也和历史上其他权臣一样，不过欲借废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权。于是他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并自任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为郿侯。随后鸩杀了何太后，成为汉室实际控制人，担任相国。他在洛阳实行恐怖统治，纵容士兵奸淫掳掠，连皇族、公主、宫人也不能幸免，以致人心惶惶，内外官僚朝不保夕。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也激起各地群雄的痛恨。

不过，董卓受周毖、伍琼之言，为收纳名望和平息反对，重新任用党人，荀爽、陈纪、韩融都不自愿地受到任用，又以袁绍为渤海太守、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等。然而这些举动也不能平息各地愤恨。在京都的袁术因畏惧董卓而逃到南阳，而曹操认为董卓必定会败亡，所以亦逃出京都。逃到陈留的曹操，散尽家财，又得到孝廉卫兹的帮助，组织约五千义军准备讨伐董卓，终于在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在己吾起兵。另一方面，桥瑁诈称京师三公发信给各州郡，陈述董卓的恶行，希望各地方举兵，当时韩馥对袁绍有戒心，派人看守袁绍。当韩馥接信后犹豫该是帮袁绍还是帮董卓之时，但被其治中从事刘子惠反说救国又何以是帮袁绍还是帮董卓，认为先看其他人的举动才作行动，韩馥同意，便寄书信给袁绍陈述董卓的恶行，让袁绍举兵。[2]

迁都长安

初平元年（190年），函谷关以东的各州、郡全都起兵讨伐董卓，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称车骑将军，诸将全都被临时授予官号。袁绍与河内郡太守王匡驻军河内，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驻军颖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郡太守张邈、张邈的弟弟广陵郡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郡太守袁遗、济北国相鲍信和曹操都驻军酸枣，后将军袁术驻军鲁阳。各路军马都有数万人，组成关东联军。

董卓认为关东联军声势浩大，打算把京都由洛阳迁到长安进行躲避。大臣们都不愿意，但没有人敢说。董卓既怨自己封拜的东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又因大臣反对迁都，十分恼怒，乃杀原来替袁绍等人说话的伍琼、周毖，并免去杨彪、黄琬的三公职位，还征召屯兵扶风的左将军皇甫嵩回朝，以防他配合关东联军夹击自己。

京兆尹盖勋与皇甫嵩长史梁衍劝皇甫嵩起兵讨董卓，皇甫嵩因兵力不足，不肯听从，还是应征回朝了。皇甫嵩回朝以后，洛阳以西再无能够反抗董卓的人。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强令汉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人民数百万口被迫西迁，路上被董卓军车骑践踏，加以饥病交迫，死亡相继，积尸满路。董卓自己留镇洛阳毕圭苑内，纵火焚烧洛阳二百里内的宫庙、宫府、居家；又令吕布发掘诸帝及公卿陵墓，取其珍宝；还遣将四出虏掠：使东汉近二百年来在洛阳的建筑文物毁灭殆尽。

罪孽难逃

董卓西归以前，他已自为太师，官位居诸王之上。他到长安，公卿迎拜，董卓不还礼。董卓所乘车装饰极为华丽，同于天子御驾。董卓以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分别统率军队，董卓的宗族亲戚，盘居要津，董卓侍妾怀抱中子亦封侯，未及笄的孙女，则封邑君。董卓府第在长安城东坚固营垒中，尚书以下官员处理政务都要到卓府请示。董卓在郿县修建了与长安城等高的坞，号称“万岁坞”，多积粮谷于内，够三十年食。董卓自言：“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董卓残忍嗜杀的习性，至此也充分暴露出来，大臣讲话稍不合意，即遭诛戮。被俘虏的关东士兵和被捕获的关西人民更遭到惨不忍睹的折磨与屠戮。因之众叛亲离，人心惶惶。当时朝中大臣受董卓倚重的是王允。献帝西迁后，董卓留镇洛阳期间，朝政全由王允主持。王允对董卓佯为尊重，得其信任，汉献帝及大臣也靠王允佑护，得以粗安。

董卓部下将领言语稍有差错，就被当场处死，致使人人自危。董卓常常让吕布做自己的随从侍卫，对他十分宠信，发誓说情同父子。但是董卓曾经为了一件不合自己心意的小事，拔出手戟掷向吕布。吕布避开手戟，又和言悦色地向董卓道歉，董卓才息怒作罢。吕布从此暗中怨恨董卓。董卓又命吕布守卫中，吕布乘机与董卓的一位侍女私通，越发心中不安。吕布见王允时，主动说出几乎被董卓所杀的事情，于是王允将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吕布，并让他做内应。吕布因与董卓有父子之情而犹疑。王允以吕布与董卓不同姓本没有骨肉关系来说服。吕布于是应允。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汉献帝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朝中百官。董卓身穿朝服，乘车入朝。从军营到皇宫的道路两侧警卫密布，左侧是步兵，右侧是骑兵，戒备森严，由吕布等在前后侍卫。王允命士孙瑞自己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让同郡人、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冒充卫士，身穿卫士的服装，埋伏在北掖门等待董卓。董卓一进门，李肃举戟刺去，董卓内穿铁甲，未能刺入，只伤了他的手臂，跌到车下。董卓回头大喊：“吕布何在？”吕布说：“有诏讨贼臣！”董卓大骂说：“庸狗，敢如是邪！”吕布手持铁矛应声将他刺死，并让士兵砍下他的头颅。主簿田仪及董卓的奴仆扑到董卓的尸前，又被吕布杀死，共杀了三个人。吕布随即从怀中取出诏书，向官兵们宣告：“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官兵们听后都立正不动，高呼万岁。

董卓已死，百姓大街上唱歌跳舞，以示庆祝。长安城中的士人、妇女卖掉珠宝首饰及衣服，用来买酒买肉，互相庆贺，街市拥挤得水泄不通。董卓的弟弟董璜以及留在郿坞的董氏家族老幼，都被他们的部下用刀砍死，或用箭射死。郿坞中藏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堆积如山。董卓的尸体被拖到市中示众。当时天气渐热，董卓一向身体肥胖，油脂流到地上，看守尸体的官吏便作了一个大灯捻，放在董卓的肚脐上点燃，从晚上烧到天亮，就这样一连烧了几天。受过董卓迫害的袁氏家族的门生们，把已被斩碎的董卓尸体收拢起来，焚烧成灰，所撤在大路上。

后续

初平三年（192年）六月，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听从谋士贾诩的建议率兵攻入长安，赶走吕布，杀死王允，大肆报复，吏民死者万余人。随后李傕劫持献帝，郭汜扣留公卿大臣。最后献帝被迫逃出长安，流离失所，最终投靠曹操，汉室名存实亡。

影响

董卓进京剥夺了何太后作为汉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并将代汉少帝继统的汉献帝，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汉魏之际皇权嬗替的进程，由此而发轫。

董卓之乱造成了东汉末年政权的极度混乱，加速和促进了东汉政权的灭亡，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经过这场动乱，关中地区二三年“无复人迹”，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董卓的暴政引发的诸侯讨伐，为群雄割据局势打下了基础，成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局面的开端。董卓死后，关东联盟解体，群雄混战颠覆、肢解了东汉帝国，衰微的汉献帝朝廷只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工具和幌子。此后，汉室更加衰微，最终倾覆。

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背景考察，以羌胡化军人为主力的董卓之乱不仅是汉末乱世的开端，也是对东汉长期镇压羌人一个回光倒影的历史讽刺，更是日后五胡乱华的前驱。汉末到西晋中原北方（凉州以及并州、幽州等）地区的蛮夷化，则是大分裂时代农耕汉族与游牧部族融合同化之肇始。[1][2]

评价

曹操《薤露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蔡文姬《悲愤诗》：“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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