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微之齐鲁柳长青
第十章 密约（三）（旧版）

“同学们，你们还想不想接着听啊？”老师望向下面，见没有人反对，便说道，“那这样，想听的就留下来接着听，不想听的，现在就走吧！”话说完，还真有几个男生站起来就往外走，结果还没走到后门，就被式薇给呵斥了回去，还起身把后门给锁了。“你看，身体不舒服的都来了，你继续吧！”

“那咱们就继续聊聊这‘情到浓时情转薄’。在现实社会中，人，最大的优点是情，最大的弱点也是情。情是人的本性，从这一方面来讲，人是没有好与坏、善与恶、真与假之分的。在诗歌中，情的作用及地位更是不可替代的。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你是满怀感情去创作，即使你的文笔不怎么好，作品也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不单诗歌这样，对于其它文体也是如此。因为情会给人感动，也最能打动人心。从最初的《诗三百》到《汉乐府》，其中不乏文笔简单但传为经典的，其后的田园诗也属于这类范畴。正是由于真、不做作反而会引起共鸣。但如若像花间诗那样过于露骨、没有避讳，反而又让人反感。就像情侣，当第一次说出我爱你时，虽然姑娘会害羞地说你讨厌，但这确实是最真心、也是最感动的；可如果彼此之间经常提及，时间久了便会习以为常，心里荡不起一丝涟漪。这也是我们与别人最大的差别：不爱则已，爱就爱的彻底、轰轰烈烈。所以便有了鸳鸯、比翼鸟、连理枝等爱情的代名词，也便有了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唯美的爱情故事。人们不会去计较这些故事的真假、人物的有无，人们只会对这样的爱情痴痴向往，并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朴，在于恰到其处，就是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什么才是情呢？世间唯有情难说，如果非要说也不妨一试。释迦牟尼说四大皆空，老子说有生于无，孔子说舍己为人，儒释道三教同根所生，皆言情之本为空，而要让我说，情就是性。可我们一般不这么讲，非要说成理性。性如果要用理去约束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性了。性很大，也很复杂，是人最根本的意义所在。那什么才算是性呢？靠自己的本能去思考去生活，不受任何的束缚限制，精神绝对的自由就是性。性是最可怕的，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尤其是他的思想、心理，还有那些藏在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东西，从这一层面上讲没有绝对的人，因为自己连自己都不清楚，行为与本性永远都无法统一，所以人只是一种存在。可正是由于这种存在，人才会越来越迷失自己。所以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会有绝对的自由，除非回到原始社会，过动物的生活。但是社会状态还不能乱，不能由着每个人的意愿，所以就有了法规制度来统一约束，于是就有了理性。什么是朴？理性即为朴。理是约束，性是感情，被恰当约束的感情则是朴。这么分析如果很难懂的话，不妨再浅一点讲：情有亲情、友情、爱情，每一种感情如果真挚、发自内心，也就可以称得上朴了。一个好的诗人，要善于将情在浓与薄之间转化，掌握好分寸与火候。可是这样又涉及到一个问题：浓与薄如何界定。这恐怕又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又要回到朴的问题上来。这么想来，古人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只是个人的感觉罢了。同是一种感情的表达，有的人觉得很好、恰到好处，有的人却觉得很偏激奔放。喜好不同，自然也就评论不一。但是诗人写诗如果太注重于他人的喜好，执着于浓薄之间，而非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写。根据自己情感的变化，顺势而就，若能一气呵成固然好，若不能也要根据感情走向而适当安排调整，不能‘为文而害意’。所以诗的灵魂便是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只要能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形式不重要，诗的整体气势的浓与薄也就只能作为参考而不再是约束的必然。”期间，不归想到什么，觉得哪个方面是重点，就会在黑板的相应地方写下来。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了，不归瞅着“无为有处有还无”，想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写诗不是炫耀文才，诗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只靠语言华丽衣表的装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写诗最终要么抒情要么论理。说句诛心之言，理与情相较，可有可无。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就是听人大讲特讲什么所谓的道理。道理谁都懂，但凡有点文化和阅历的，说的太多都会产生审美疲劳的。虽然说道理会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没有穷尽，可在现世里，如果千篇一律说的都是同一道理，于人于己都是一种负担。当然这并不是说诗中写理就不可行、不重要了，话不能这么讲。有一种诗叫哲理诗，通篇全在讲哲理，非但不给人以折磨感，反而更有人喜欢它深藏的韵味。而对于抒情诗，如果在热情洋溢、荡气回肠的时候，不经意间且顺理成章的道出一句哲理，那诗的品味立时就提高了，这在抒情诗中是普遍现象。虽说情最能打动人心，而情却往往和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互增补益，有锦上添花的作用。这就涉及到理在诗中应不应该出现，于什么时候出现，以何种方式出现的问题。理的出现不能太突兀，亦不能太偶然，应当与情链接的天衣无缝，给人浑然天成的感觉。如果理出现的太早，那么诗势必会以理为中心展开，处处牵强附会。这样一来，情就像从理中酝酿而出的一样，总是感觉不太那么自然。理的出现有一段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情。但古往今来不论是流派，还是信仰，抑或宗教，都不乏坐而论道之人。如果在‘坐’之前，经历了很多事，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那么‘论道’也可以；但若只是凭空臆造，那就不免有失水准了。这对于理来说，就像情在前面慢慢铺垫引导，等情积累到一定程度，理的有无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如果是这样，那诗到了这种地步，理的不出现要比出现更好一些。这在艺术上就是维纳斯断臂之美，用我们的观点就是红楼梦残缺之妙：正是由于不完整，才会拥有丰富的想象空间，而想象中的美无疑是最美的。因为理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自己所说的理在别人看来或许是不可理喻的。佛家常说普渡众生，如何渡，于佛只是一种点播，关键还是个人的顿悟。悟透了，那就会立地成佛了。所以善于写诗的人，他创作的时候，定会特别注重这一点。读他的诗，想来似乎什么都没说，又仿佛已经说的很明白。这就是诗中理最成功的出现方式：寓理于情景之中。像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落去’与‘燕归来’本是自然之景，诗人却把自己的感情‘无可奈何’与‘似曾相识’加入其中，这么一来诗就活了；而诗中所蕴含的理，或许会在某一时刻无意间涌入你的脑海，越体会就越觉得十分美妙。可如果要说出它的美妙又是那么的不可琢磨，好像触手可及但又说不清、道不明，这就是自然的妙处。可如果是处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场合，就不由你这样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雄才大略的曹操从不计较什么约束，也没有谁能约束他，而他又岂是遮遮掩掩之辈。故而他的作品才真情流露，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考虑别人怎么评价，我行我素坦荡磊落，所以直抒胸臆也是一种自然。又假如处在阮籍的背景下，‘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无论你怎么品读，都不知道诗人伤心什么。可是诗人难道就想这样？没有办法，只能曲折写理了。这种写理方法很是奇特，写出的诗更是晦涩难懂，好像说了，因为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很伤心；有好像什么也没说，因为真的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他的诗‘虽事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世之下，难以情测也。’所以自然之中见理，理就归于自然；曲折之中见理，理就不免曲折。不管是哪种情形，品味得出诗中之理也好，品味不出也罢，理都会在那里等待着有缘人，一天、一年甚或是永远……”说到这，总算是说的差不多了，不归想了一想，最后总结道：“文、情、理对于诗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追求无可厚非，但也要适可而止。文虽然能出奇制胜，但也属于劳师袭远，所以奇语不得不慎重；情固然是亘古不变的，可伤情者不永，浓薄还得多加把握；理也是举足轻重的，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无也得小心拿捏。在我看来，文情理最好能在诗中完美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情文并茂的效果，这样的诗才会成为经典。情理有一，诗就不会埋没，可若只有文那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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