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之辅佐刘备
第二六二章 改革成败（旧版）

天朝在秦、汉以前的三代，社会形态主要是封建制度，阶级划分十分严格，不容混淆。自战国至秦、汉之兴替，由于战乱连年，国家求富强之需要，乃倾向以人才为本的措施。一旦太平之世，统治阶层为便利掌握政权，在社会上再度实施类似封建的阶级制度，历经两汉四百余年，形成四个主要阶层：士大夫、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

士大夫还划分为世族高门和寒门庶族，等级区分极为周密，毫不含混。

编户齐民多为一般户籍百姓、因乱流离各地的浮浪人或杂营户，在朝廷安抚下从事农、工、商等业，是朝廷赋税力役的主要负担者。

依附人包括有部曲、衣食客、个客、荫户、门生故旧、僮仆等，投靠豪门后可免附政府力役，使朝廷与豪族间形成‘户口’争夺的冲突，而朝廷也有因故依附的兵户、营户、工匠、吏员等，经放免可上升为自由编户。

奴婢则是没有任何人身权利和自由的隶徒，包括生口、长徒、隶户等名目，待遇十分悲惨。

士大夫阶层享有政治上绝对优越的地位，社会上拥有崇高的声望，经济上握有雄厚难匹的力量，又是文化传递的代表。这一阶层主要有三类：开国功勋集团和累朝姻戚；凭藉雄厚赀财崛起的豪门；‘经学传业’和‘礼法传家’的累世公卿。

两汉崇尚儒术，经学昌盛，加上朝廷取士，多以征辟和郡国推举为主，莫不以经学瞻富者为上选，习经乃成为干禄捷径。有独特见解往往成为名师巨儒，对授经限制甚严，又有将独门之秘传子之习，因而累世相传，历数十百年而不坠，造成有累世公卿情况，如孔氏自孔霸起，七世中任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余如桓荣三代为五帝师，弘农杨震四世为太尉，汝南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

这类势力积久形成‘门第’，除累世家学及致仕，又授徒讲学，广收宾客，注藉弟子往往以千百计，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现象。国家又在其把持下造出两种制度，作为保障其特权的工具：一为‘任子制度’，使子弟能凭父祖余荫而致仕；一为教育制度，使子弟优先入学受业，方便取得参政的机会。

世族大姓和闾里豪强，又多喜聚族而居，形成土地和财富集中，连带周围有越多依附人。经济和政治力量互为犄角相辅，加速这一阶层垄断政治和雄踞地方的实力。汉末大乱，战乱频仍，这些世族豪强聚族自保，逐渐形成割据势力。崛起的各诸侯，除了本身具有一定实力，往往也要拉拢这些地方豪强，如曹操拉拢许褚、李典和河北诸名士，孙策笼络吴中四姓，刘备得糜竺和荆、蜀士族的支持，才能形成现在三足鼎立的的局面。

施政以人为本，举才为政治巩固的根本。东汉的选举制度既以‘经明行修’为主，这种标准又非临时考核能得，因此乡党评议成为重要依循，后来逐渐发展由少数号称专家的‘名士’以臧否人物为务，进而变成‘权威’，往往左右政府取士，称为‘品题’。如郑泰评议，出口定论；许劭及管辂更为有名。但是一般主持乡闾评议的名士，常是出身豪门大族，变成政治垄断，结成朋党，不仅有碍政治集权，更对社会、民生造成反向的畸形发展。

这也是群雄并起，逐鹿天下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没有世族豪强支持，难成气候；太依赖了又会缚手缚脚，不利发展胜出。吕布初兴，曹操连败；后来发生饥荒，吕布强劫世族之家，终导致离心结果，曹操苦撑待变，最后在世族支持下胜出，此不言而喻。

但是鼎足之局形成，要在各方面取得优势，就得在各方面作改革，首要的就是政治方面。蜀汉的成功，在于有‘转世麒麟’的规划，能成功的运用其‘前世’经验，找出合理而适切的取代方案，不仅拔擢人才，并且在社会、经济、民生等各方面，作出广泛而中肯的革新措施；而其一切的规划，脱不开以‘法治’为本，以民为主的思想。反观曹操和江东的改革，‘人治’的倾向很重，又汲汲于权力的掌握和集中。在曹魏，往往系于曹操一人的喜怒之间；在江东，却受到世家大姓的掣肘，亟思整顿不果。结果，和蜀汉改革的结果也相异，都不约而同的朝反方向偏离而去，最后或者动摇了统治基础，或是削弱了统治力，终于在战场之外的竞争中，落居了下风，注定成为输家。

曹操父亲是宦官养子，自然为世家高门所轻，曹操对他们无形中也相当仇视；加上个人野心，在得势之后，更想集大权于自身，对朋党清议自然极为忌刻。建安十年，他首次发布破除朋党的诏令，使杨、袁诸氏都遭摧残诛除，孔氏子孙孔融也因名重当世、宾客盈门而被藉故杀害。这次是第二次，使许多世族人士遭到罢黜。但由于世族的根基深厚，在社会上具有广大的潜势力，迫使曹操不能不加以重视，仍在形式上保留乡闾评议的旧传统，藉以怀柔世族，好转化其敌对立场。

孙策立足江东，于征讨平定诸郡后，便积极罗致人才，安定政局。由于五大家拥有极多的部曲徒附，实力雄厚，孙策积极笼络，把叔父孙静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顾邵和全斌，又亲拜顾雍母于庭前，此举博得各世族的真诚拥护，南渡诸贤也受征招出仕。于是结合南北建立一个内部团结而贤才输诚的稳固政权，如张昭、鲁肃、诸葛谨、步骘、张纮、滕胤、刘惇、赵达等皆为一时俊彦。

但是笼络世族付出的代价，长远来计却弊大于利。一则世族最注意的，是自身荣华、地位的维持和延续，其次才是对主君的效忠，甚至以把持政、军的方式，对主君造成胁迫和忌惮；二则暗地里北方大姓和南方士族仍不时有竞争，在孙权接位后更转而半公开，政、军权力由两大集团轮流掌握，孙权不思反制，积极培养人才，却以权谋方式挟其两端，取得均衡。如此造成政、军权力的垄断和风气的保守，与整个现实环境更为脱节。

相较之下，陆羽改革的成功，在于创立出客观的考试方法和教育制度，来代替评价人物的选举制度，打破世族垄断。同时为免人才埋没，陆羽规划的教育制度中，在财政上挹注相当的本钱；固然在初期限制了其发展和进步，但是以长远的成效来看，其卓著则无庸置疑。就连一般百姓受过基本教育后，无论是工业技术、商业技巧、农业改良、军事训练，都拥有较优越的素质和水准，从而带动了整体的进步和繁荣。

在社会上，曹操和孙策仍没有意识到‘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对平民所产生的影响与刺激，所以在其统治下，仍任由世族豪门割据地方和垄断地位，享有免除徭役和轻薄赋税的特权，以致豪门连栋以百计，膏腴满野，贫无立锥之民所在多有，使一般百姓只求温饱而已，相当缺乏进取的志气，社会因此弥漫苟安气氛，所谓的改革变成徒具形式。

此时大历史的走向，仍在某种程度上照常出现。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大战结束后不久，曹操在毛玠的建议下，采用变通诸端的‘九品中正制度’，由中央任命评议的中正，负责品第人才优劣，以有效控制乡里清议。但是这种作法依旧‘人治’的气氛浓厚，同时品第的方式包括了被评人的家世和才能道德，忽略了被任命的中正其实有不少仍是出身大姓世族，以致后来逐渐形成党同伐异，擅以喜怒升降的情形出现，并且朝向专重家世、不重贤才的情况，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江东方面，初时孙策采用张昭的建议，实施检括和土断之法，让渡江避乱而来的流民得到户籍，成为政府编户；但是由于政权普遍操在世族之手，得以上下其手，将壮者纷纷隐匿为自家的依附甚至徒隶，弱者方释为编户。此举招致流亡者益多，甚至逃入山中托依山越。之后孙策致力弭平山越，降民部分收编入伍，部分发为屯田，但更多为豪族掠为部曲和佃客；占有的土地也多半落入世家之手，招致中下阶层的普遍不满。另一面，虽然江南富饶，政府赋役却越趋烦苛，致使一些较穷困的地方，百姓宁可荫附豪门为佃客，不愿为朝廷编户。待孙权接位，又纵容部将杀害有钱官兵，掠夺赀财为用，使一般民众深感不公平的压迫之苛，不免思及反抗，使社会处于不甚稳定状态，在孙氏统治后期连续爆发数起民乱，最后都被残酷镇压，流离死亡者固多，间接遭难者更以倍计，以致鱼米之乡‘千里无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在朝者好大喜功又不愿费心养士取才，更让社会凄惨的情形愈为恶化。

在经济上，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曹操颁布以实物纳租税的法令。但随着军费支出的浩大，杂税项目越趋繁苛而徭役更加烦重，使一般编户渐感不堪，每每导致贫者卖妻儿或自缢，如遇水旱兵灾，流亡他地致困顿死亡蔽野，或遁入山谷采草叶为食者不乏其众；相较于世族豪贵的奢侈放纵，免役安逸，形成强烈对比。结果造成百姓或惧为朝廷编户，宁肯流亡；或荫附豪族为生，却遭剥削而依旧勉强维生。说起来很悲哀，在曹魏统治下，所以能让大部份百姓维持最低生活，不致导致社会、经济崩溃的原因，在于战乱频仍减轻了人口压力，变相的使粮食能在一定程度上勉强供应无缺。但是人口大量减少，并没有让活着的人得到更多土地，因为大量的弃田与荒地都被朝廷与豪族取得占有，或分配给流民承租耕作，或派荫附之户负责。同时一般人民日常饮食的粗劣不堪，与豪门大姓的丰腴精致，同样有强烈的对比。

孙策立足江东，此地自汉渐次开拓，加上天下荒乱，北方人民避难渡江者波连不断。在第一次大会战后，刘、孙议和，原来盘据广达九郡的山越族南迁，于是北抵长江、南达闽江、东至大海，西到赣江的山区险阻之地，凡有山河森林之饶，几乎都被各大世家豪族公然兼并。为免战败引发动乱，孙策只能选择先视而不见，想待稳定再行改革。目前只能在安定中求发展，冀望先以经济的提升，弭补政、军方面的缺憾。

在孙策的锐意经营下，设署典校尉及都尉，鼓励垦殖荒地，普遍推行屯田，仅会稽傍海带湖的良田便达数十万顷。商业随之而兴，在建业设有两个大市，商贾云集，贸易船队和往来东南及东北海域，及于出云（朝鲜）、倭国（日本九州）、吕宋、爪哇、甚至澳洲，大都结合强大水军巨舰，乘机征讨占领。至于西南方的丝路，在与刘备军取得协议后，划分合理的海上势力范围，只要在刘备军占领的日南、麻六甲（新jia坡岛）等地，缴交一定关税后，便可往来贸易；同样的，刘备军若要向东南、东北贸易，也得向孙吴缴纳关税。

只是江东的富裕繁荣，却是建筑在贫富悬殊情况的假象上。由于阶级不平等，南北世族在此恣意拓展私产，竞夺公田，侵占或强行吞并农民耕地，又封山圈泽的设置田园，装饰假山陂湖胜景，供私人享乐。恃于财富权势，各大世家又垄断商业富利，连地方官吏也兼营商业，甚至官职也成了商品，民间小商只能赚取微利，却聊胜于务农；只是商税十分烦苛，世家不但可免关市之税，又以高利、币制之端多方盘剥，以致商业鼎盛的情形呈现崎形发展，小民未富而穷者愈贫。

相较于陆羽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刘备军辖下的一般百姓，生活却越来越好，从而吸引了不少百姓从曹魏领地和江东冒险越界而来。固然因此遭处死或流放者不少，却有更多的人成功，获得生活待遇的改善。从建安十三年至十八年，短短六年间，便有超过二百万的人口，从冀州、并州、司州、甚至远从徐州，透过各种方式，大部分流向了雍州和汉中，少部分远至凉州和益州，还有人冒险从水路辗转一路到交州的。

在道德层次上，由于历史经验的不足，曹魏和东吴的改革，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影响，结果上行下效，无形中使政治和社会的风气，愈趋于短视近利而重视现实，缺乏理想和操守，动摇了统治根基。由于士族主要是经学传家，重视节行，蔚为门风家法；固然有道德不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和治国谋略，多少却对社会风气有所俾益；所以士族的败落，自然使社会失去道德瞻依。

曹操崛起之初，打着维持汉室江山的旗帜，积极笼络中原的世族豪强，才会获得支持；等到权力稳固后，却采取‘循名责实’的法家精神，公开声明唯才是举，不重名节，全力摧残士族、打击豪门。虽然因此提拔了不少才士，却与传统礼法传家的士族有所扞格，因而形成政治上的对立。如第一次三家大会战，曹军的关中主力军失利，河北士族与庶门才人暗中争斗也是原因之一。

世族本来就是家族至上，然后是名义上的主君，再次是中央政府。曹操却以‘权术’自喜，无兼人之量，深恶名节之士，更促使有权力欲的士人失去节操，有识之士却灰心失望而不求闻达，导致日后政权递嬗，政风败坏，篡夺杀戮之事一再发生。

东吴的孙氏政权也差不多，同样政风日渐败坏。初时为巩固统治，孙策采取高压与怀柔兼用，颇能维持稳定。但是一再受挫于刘备军，多少招致出力颇深的世家豪族不满，此时孙策又以强固中央、抑制割据势力为务，积极支持北地贤才，江东大姓屈抑怨愤之下，掀起数次政争或乱事，失势后仍维持一定权利财富，转而沉湎于荣贵逸乐，不再对政治怀抱理想热情，间接导致政治教化的失序。

虽然北方有郭嘉、南方有鲁肃等，都建议曹操、孙策，仿效陆羽的作法建立书院和武院，以培养人材；但是所谓‘画皮画骨’，虽然从外表看可以很像，但内在的精神却差得多。在北方，曹操认为领地人口众多，寻找人材并不难，又在主观上认定，传统儒生的道德和才能和社会严重脱节，反而缺乏治国能力，不如直接取才较方便。曹操本人又多疑善妒，刻薄寡恩，总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反使有志者宁可设法投奔敌营。孙策虽有度量，但世家豪门恐政权为寒门取代，也多方藉口阻挠。

再者，要成立书院，并非理想中的容易，凡是教材、师资、重点、目标等，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需要互为配合；否则东汉以降，无论公立或私立书院，不在少数，再行成立似为多此一举。比较起来，这也是陆羽成功的原因。

为了打破世族垄断政治等权力的局面，陆羽针对时弊，着墨于书院的在于‘逻辑’和‘道德’。‘逻辑’激发个人思想潜能，鼓励在其擅长才能上发挥，无论政、农、工、商等，皆能提出针砭或创出新意。‘道德’则是对学子施以类似‘洗脑’的节义观念，鼓励其操守和理想，进取益民而不慕荣利，好使得政治、社会的风气为之焕然一新，朝气蓬勃。

要达到这两个目标，所需要的教材绝非当时的经学所能提供，何况许多经学属于独门秘授。只有具备‘前世’记忆的陆羽，根据当时的水平，编出的‘陆氏十策’，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有助于逻辑思考的训练，又有经学、史地、甚至触及组织管理、医药等，能达致此一目的。至于师资，由于汉末大乱，许多逸士贤达避难荆、益，受‘陆氏十策’的吸引，感于陆羽的诚意，加上本身原来就对政治抱有一定理想，所以大都一拍即合，愿意从陆羽学习，然后为书院教授或武院教习。后来陆羽甚至不拘一格的成立女子书院，起用包括自己爱妻在内的才女为讲师，以致日后在各行业或专门技术上，陆续出现成就非凡的女子。

第一次三家大会战后，三方皆亟思改革，但最后的成败和成果，也决定了最后到底由谁胜出，主宰江山。

#审核：15951560108 时间:11 8 2019 2:28PM#发布:15951560108 时间:11 8 2019 2:2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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