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能把英国舰队的行动轨迹猜个八九不离十,那么剩下的就是力量对比了。
本来布律埃斯对吴巍所说的“英舰队战列舰14艘”这个数字将信将疑,无法确证始终是一块心病,总不能就这么简单相信一面之词,贸然与敌决战。
但这时冈多姆提醒他,“纳尔逊曾到过亚历山大港”。
舰队司令如梦初醒,立刻派出快船专程去了解情况。在亚历山大总督克莱贝尔将军的全力配合下,很快就从当地人口中确证了英国舰队的实力——和吴巍说的,分毫不差。
双方实力大体相当。
虽然英舰队多出来1艘战列舰,但那不过是50炮的四级舰。法国舰队中有一艘120炮一级舰,还有三艘80炮以上的,剩下的都是74炮,另外还有几艘巡航舰和炮舰。严格的说,火力上是法军优势。
确证了这两个关键因素后,布律埃斯下决心一战。
7月26日傍晚,联络快艇从开罗带回了东方军团司令官的回信:不建议舰队长期停泊在阿布基尔湾,可开往科孚岛,准备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展开海上行动,以配合不久将来的中东远征。
但是这时的布律埃斯已经在着手备战。
而且除维尔纳夫少将外,全体舰长都认为,避战开往科孚岛,只能够暂时缓解危机,但以纳尔逊那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必然会衔尾穷追。只要舰队不返回法国,这场决战就不可避免。与其到时候打一场遭遇战,还不如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的干他一家伙。
拿破仑避战保船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百年来的海战中,法国输多胜少。与英勇善战的法国陆军相比,海军实在是拉跨。
但这次的战机千载难逢,东方舰队有足够的时间布置战场。这时候不打,今后可能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于是,经过缜密的研究,一个大胆的方案出台了。值得一提的是,吴巍作为顾问,也参与到了策划当中,他提出的几个建设性意见,都让布律埃斯等人豁然开朗。这倒不是法国人不够专业,而是吴巍对这段战史,有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个是熟读战史,对各种细节反复推敲思索过无数遍的人;另一边是事到临头才开始拟定计划的。中间的差距自然不可以道里计。
就这样,东方舰队抛开拿破仑的命令,全力备战。
其实严格的讲,拿破仑作为远征军司令,是无权对海军发号施令的。这时他的权力还仅局限在在埃及登陆的陆军,充其量只是个方面军司令罢了,他还不是共和国的第一执政,甚至后来的帝国皇帝。
海军只是配合作战,而不是陆军的从属,自行其是,无可厚非。
布律埃斯首先做的,就是寻求罗塞塔和亚历山大港的援助。梅努中将和克莱贝尔将军都知道事关紧要,因为一旦海军战败,等待陆军的绝对是一场灾难。于是两位将军一方面紧急派人去开罗向拿破仑报告,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向海军提供粮食、淡水、军火等物资。
克莱贝尔将军甚至还从亚历山大港拆除了四门岸防炮,送去阿布基尔岛。
负责运送这些大炮的,就是李东身边的那个黑人将军,他的名字叫“仲马·备维·德·利亚·帕伊叶特里。”
历史上习惯称他为“老仲马”。
之所以称他为“老仲马”,是因为他有个非常有名的儿子,大仲马。
他还有个非常有名的孙子,小仲马。
提起大仲马,只要说起他的两个作品就够了:《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
小仲马的代表作是《茶花女》。
他们都姓“仲马”,这是老仲马母亲的姓氏。
于是这祖孙三代,就被简称为:老仲马、大仲马和小仲马。
其实老仲马并不是黑人,他属于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只是因为黑人的遗传基因实在过于强大,他身上才黑人特征比较明显。
等到了大仲马,通过照片观察,他身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白人特征。至于小仲马,已经和白人没有太大区别了。
老仲马的父亲是法国军官,属破落贵族。另外这货还是个典型的渣男。他在海外殖民地做生意发了点小财后,就辞去军职,还买了个黑人女奴悠哉悠哉。后来这个女奴给他生下一子三女。老仲马就是那个男孩子。
由于不知节制的花天酒地,老仲马他爹手里那点糟钱很快败光,为了筹措回法国的路费,这货居然把四个孩子全卖了。回国后,总算没丧尽天良,又想尽办法把儿子给赎了回来。
不过老仲马好日子没过几天,他那渣男老爹就又整出了幺蛾子。这风流成性的家伙,都70多岁了还不消停,给老仲马找了个后妈。后妈进门没几天,枕边风一吹,老仲马的生活来源就断了。没办法,老仲马只好去参军混饭吃。
没想到这个混血儿到了部队后,却如鱼得水,混的风生水起。六法尺二法寸,约合两米的身高,健壮的身材,不怕死的个性,让他屡立战功。
终于在1793年,老仲马晋升为将军。后来在意大利与拿破仑并肩作战,多次受到表彰。
这次远征埃及,作为拿破仑的心腹之一,老仲马也一同前往,并负责指挥全部骑兵。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和拿破仑那友谊的小船,翻了。
金字塔战役前,老仲马奉命率部向开罗进军,但在途中,因高温、缺水、疲劳等因素,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甚至还有一小队骠骑兵失踪。于是在达曼胡尔,老仲马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应该拒绝执行司令部的立即向开罗进军的命令,主张原地休整,但因其他将军的反对,没有达成一致。
金字塔战役后,这件事被人打了小报告,拿破仑勃然大怒,认为老仲马犯了叛乱罪,要枪毙他。
虽然后来在拿破仑怒火平息后,不再追究责任,但心怀芥蒂的他还是下令,让老仲马离开东方军团,自行回国。
老仲马无奈,只好来到亚历山大港找机会回国。就在他找到克莱贝尔将军的时候,后者正打算派人将港口的4门岸防炮运去阿布基尔湾。
在得知海军打算和英军决战的消息后,老仲马不得不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英国舰队已经猛扑而来,这时候回国的风险太高了,他可不想在海上被英国人打死或抓住。
不能出海,又不想再回开罗看拿破仑那张臭脸,就这样,老仲马主动请缨,接下了运炮的任务。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阿布基尔岛的原因。
拿破仑在收到梅努、克莱贝尔两位将军相继发来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再次严令舰队必须即刻离开阿布基尔湾,不许和英军作战。
不能不说,在他心里一直就下意识的认为,海军就是陆军的附庸。
或者说,在他面前,任何人都不能自行其是,只能服从。
这是能力强的领导的通病,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全球如此。
不过这次却发生了意外。传令副官在路上,遭到贝都因人的袭击,命令没能传达给布律埃斯。等到他发觉不对,再次派出传令兵时,阿布基尔湾那边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
英军舰队落帆减速,缓缓行进。这时停泊在阿布基尔湾内的法军舰队,一览无余。
旗舰“前卫”号司令大舱内。纳尔逊正和他的十个舰长开战前碰头会。
这是纳尔逊的一个创举。
比起使用信号旗给舰队下达命令的做法,纳尔逊更倾向于直接与舰长们面对面的沟通讨论战术。在这个还没有无线电、卫星电话的时代,通信仅靠信号旗的弊端显而易见:容易产生误解,错失战机;严重的话导致战败,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发生在1781年9月5日的切萨皮克湾海战,就是最好的例子。英舰队本来占优势,但因为格雷夫斯挂起“成单纵队行进”的信号旗而丧失了机动性,结果法军抓住战机成功翻盘,重创英舰队。更重要的是,这场海战的失败直接导致英陆军康沃利斯部在约克城被全歼,从而扭转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
后来格雷夫斯质问指挥后卫的胡德爵士,为什么不机动作战,逼近敌人攻击?胡德回答“因为单纵队信号高于一切。”
所以纳尔逊一贯充分发挥麾下舰长们的独立作战能力,他的舰长可以不必等待信号旗,而自行决定战机。
事实上他本人也是这么做的。
圣文森特角海战中,他无视舰队司令杰维斯将军发出的“占领有利位置相互支援,紧咬住敌人”的信号,也不顾众寡悬殊,擅自率领分舰队冲到西班牙舰队的前方,堵住了西班牙下风舰队的一半兵力,为最终胜利奠定胜局。
所谓近墨者黑,纳尔逊本人就是好勇斗狠、破坏规则的祖宗,他手下这帮舰长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先生们,法国人犯了一个错误,”纳尔逊指着副官临时绘制出的简易战场态势图说,“他们背靠海岸线,摆好架势等着我们上去对轰。要我说,他们蠢透了。”
他微笑环顾四周:“看样子,这些二流舰长们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差远了,说起海军指挥能力来,我看还是那些逃跑的贵族更靠谱。”
舰长们都笑起来,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法国人自以为背靠海岸线迎敌,万无一失,”纳尔逊的指挥棒在图上法国舰队的左舷划过:“但据我观察,他们与海岸线之间,留出了能够让我们冲进去的深水区。况且,”他忽然露出狡黠的笑容,“我敢打赌,法国佬还不知道,昨天,‘卡洛登’号俘获了一艘给他们运啤酒的小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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